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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文化背景

发布日期:2022-01-21 17:26:59浏览量:236

德国人非常在乎他们的文化身份,德国文化代表了德国人的民族自觉。反映在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中,德国双元制凝聚了德国人的三种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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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缺失补偿:强烈的职业认同意识

“职业认同”是民族认同缺失和补偿需求的产物,它根植于德国民族心理结构当中。

在世俗意义上,人们通常从德国人做事的外在表现上将“天职”文化特点总结为“尽职、高效”,当然还可以拓展,如缜密、理性、忠诚、专注等,如果发展至极端,其表现可能是盲目遵从与机械执行,吴国盛曾对此评论说:“德国人非常忠于职守,从来不对更高的价值产生怀疑。”吴国盛的确指出了德国从业者近乎机械的做事风格。

但问题是,荷兰、丹麦、瑞典、挪威等是德国的“兄弟民族”,英国的英格兰人与德国的萨克逊人同宗,法国的日耳曼人和德国的日耳曼人同宗,为什么这些国家没有德国这种独特的职业文化?为什么职业教育在德国比英国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显然,德国人在民族文化心理构成上有其不一样的“秘密”,这就是德国人始终难以消除的民族认同缺失。之所以有“缺失”,既有德国所处复杂地理环境影响的原因,也有德意志民族国家历史变迁冲击的原因。

因此,长期以来,寻找“认同”成为德国人理性思考和偏执做事的文化传统。

李伯杰教授在其《德国文化研究》一书中写道,纵观全世界,“民族缺失”与“寻求补偿”的文化大概是独一无二的“德国特色”,此特色造成了多种后果,一种后果是寻找“缺失”替代品,例如,“地域认同、行业认同、职业认同、社团认同等其他形式的认同空前强烈”。

在这个意义上,“双元制”职业教育即是德国人对于“缺失”进行“补偿”的“职业认同”文化之体现。

然而,李伯杰教授没有把“补偿”与“天职”的内在联系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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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在其经典名著《德国的浩劫》中对此内在联系有深入分析,他说德国技术人员的特点是:“接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完全献身于他们的事业长达十年至十五年之久,从不向左或向右看一眼,勤勤恳恳地只想成为一个专业家。”

梅尼克认为,这类专业家如果从事符合上帝赋予的“天职”则非常好,然而他们一旦把世俗威权作为“神圣”而遵从,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一场浩劫,比如法西斯主义的诞生。

他指出:“19世纪那种由大机器生产带来的新技术—功利主义精神,就在根据早期的技术而已经臻于完美的普鲁士军队的形象之中找到了某些非常亲密的东西。”

法西斯主义充分利用了德国民族文化心理当中的“认同缺失”,创造了一种“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强力意志”和“补偿幻境”,年轻人在这种幻境中极端狂热地“为国就业”,并且逐渐“铸成了一座大机器无数齿轮中的一个”。

PART TWO对立统一:融合的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观念

当我们用国家主义重新审视“双元制”时就会发现,与其说德国人严格遵守《职业教育法》,不如说他们是在不折不扣地落实一种文化“惯习”。

德国职业教育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观念。德国职业教育之父凯兴斯泰纳(Kerschensteiner)写道:“我十分明确地把培养有用的国家公民当作国家国民学校的教育目标,并且是国民教育的根本目标。”

杜威从美国人的视角分析:“关于工业教育的重要性,德国人的经验常常被提到。这些经验必须与他们的努力目标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其目标直接就是国家主义的。”

当我们用国家主义重新审视“双元制”时就会发现,与其说德国人严格遵守《职业教育法》,不如说他们是在不折不扣地落实一种文化“惯习”。

德国人不仅有鲜明的国家主义观念,而且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观念,两者是对立的,却在德国人这里构成了统一体。

反映在现代职业教育观念上,德国法律为“双元制”的个人选择提供了广阔空间,而学生分流乃是“我选择,我愿意”,没有人以“双元制”为贱。在此基础上,“德国的劳工、企业、学校和政府之间取得了密切合作的成效”。

PART THREE资质驱力:严格的“行会制度”传统

德国行会制度的特点是技术严谨、资质严格。

比如,接纳学徒有严格的手工艺和贸易技能标准限制,这种严格的制度文化遗产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与其他国家(如法国和英国)相比,德国具有悠久的行会传统。法国行会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就被解散了。英国行会解散得更早。但是在德国的一些地区,行会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仍然保有其特权。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的职业教育比其他国家更多地受到传统学徒制影响的原因之一。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在源头上涉及两个具有行会传统的事件:

一是1897年和1908年的《贸易保护法》将手工业和贸易业重新合并,手工艺工作室被改造为企业法人,使之成为一种企业本位的非全日制培训机构,学徒可以借此重新成长为大师。

二是非全日制劳作学校的兴起。这两大事件背后的理论推手是凯兴斯泰纳,他意图通过职业教育培养下层阶级的青年人,这至今仍然是德国职业教育的哲学基础。

凯兴斯泰纳说:“德国职业教育的驱动力不是工业扩张与发展的需要,而是使下层阶级的青年人融入社会的政治原因。”

可以看出,促进中小企业繁荣生长和保证底层青年融入社会是职业教育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格里纳特(Wolf-Dietrich Greinert)表达了和凯兴斯泰纳一样的观点:“德国成为非学术性职业教育的典范,与其说这是德国对工业化驱动力的反应,不如说是对中小企业或中小资产阶级所采取政策的副产品。”

严格的“行会制度”传统推动德国企业对就业资质做严格要求:“工会与雇主约定,不得雇佣未经职业训练及未获职业资格的人承担技术性工作。”如此一来,如果一个人要选择就业谋生之路,那么早点进入“双元制”职业学校是一条捷径;如果选择学术之路,走不通再回头就很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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